近些年来中国的有识之士看到了中国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，在社会层面，在经济层面，产生了更多的社会矛盾。更严重的是背后的国家意识形态的缺失，包括政治意识形态的迷失。虽然还在讲社会主义，实际上我们不知道这个社会主义具体是什么，跟以前的不同了。过去有，现在没有了。官方也没有告知我们这种社会国家意识形态是什么，在道德层次上更不用说了。我们知道中国近代以来，经历了从清末以后政治变革，同时带来的文化变革。这种文化变革，是以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为近代文化革命的一个起点。五四运动一百年来一直在批判，到毛泽东时代“文化大革命”，更是彻底批判传统文化。毛泽东时代在批判的同时，建立了共产主义理想和价值观，及相应的道德文化，与他建立的社会制度是相适应的。文化大革命前提倡学习的“老三篇”，集中体现了毛泽东建立的新道德价值观。《为人民服务》讲的是一种利他主义的精神。《纪念白求恩》提倡毫不利己，专门利人，精益求精的道德价值。《愚公移山》更是共产党所需要的勇敢牺牲精神。毛泽东时代虽然破坏了传统价值文化，但也试图建立一种共产主义的价值观，而且相当成功，我们都是受这个教育过来的。

　　改革开放以后，传统的政治的意识形态，政府不说放弃，至少有非常大的改变，改变得我们不知道是什么。国家意识形态我们不谈了，就谈发展经济，经济是第一位的，追求经济利益是政府的第一目标。政治意识形态实际上是放弃了。在经济上倡导的，实际上也包括一些政治意识形态和道德意识形态的东西，以发展经济为第一，以追求财富为第一目标的社会理念。政府的行为对社会是有示范作用的，这种以追求经济利益为第一价值，给我们社会所带来的影响，就是以追求金钱作为价值。人的价值、资源、环境等等，都可以暂时牺牲，自由也可以牺牲。稳定是为了保证经济的发展，这是第一目标。所以在政治意识形态方面，我们有一点迷茫。在道德意识形态方面，以追求财富，追求享受，作为思想价值观念。

　　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道德的大倒退。当然这种倒退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，也许是普遍的。我记得密尔先生说，在一个不民主的社会，在一个专制社会里，如果统治者是万能的，他能力很强，什么事都要管，他不需要社会和知识分子考虑国家问题。人们认为政治都是国家的问题，公民不用去考虑，即使有人愿意考虑这样的问题，给政府的建议，政府只是听听而已，慢慢人们不愿意考虑这些问题。这样，人就会慢慢变得追求享乐、追求声色。一个政府实际上有两个职能，一个是秩序，保证现有的秩序；一个是进步，推动事物的改变。他说，一般统治者总是倾向于维护保持现有的秩序，如果进步的话，有很多危险。当然一个好制度的标准是推动社会的进步，而不是维护现有的秩序。任何事情要改进有进步的时候，在某些方面就有倒退，某些方面就会有退步，比如说社会经济方面如果有一些进步的时候，在道德方面就会退步。

　　随着中国改革开放，经济发展以后，带来的结果就是在政治意识形态迷茫和道德意识形态的丧失，从大公无私利他主义变成非常利己个人的价值观。很多有识之士说不仅仅是社会矛盾的积聚，更多的是国家意识形态和道德文化的丧失。如果基本的道德文化没有，那么这个社会一旦出现问题，是很危险的。

　　社会秩序的建立，西方国家有三种因素：一种是宗教的因素，它是内在约束力量。第二个层面是道德，控制人的行为，这种控制是通过自我约束的方法来实现的。第三个就是法律，通过外力强制的方法来控制人的行为。我们国家在古代社会，没有宗教的因素，也没有太多的法律制约，主要是道德因素在控制。

　　儒家文化一方面有政治意识形态的因素，建立了一套官制秩序，规范官员行为；还有社会方面的一种规范。有士大夫的规范，有小人的规范，所以这种力量兼备了政治意识形态和道德意识形态的两种力量。所以儒家文化，对社会秩序的维护是有作用的。中国的古代社会是国与家一体化，政治意识形态和道德意识形态能够得到一定的结合。

　　西方的国家意识形态，政治意识形态比如法制、民主、人权等等，跟道德和宗教有相通之处，这些价值得到广泛的社会认同，有政治上的共识。

　　近代以来，我们打碎了传统道德，确立了民主、科学等政治意识形态，但是一直没有真正建立起来。建国以后，我们又批判传统的和西方的意识形态，建立一种共产主义意识形态，但是在改革开放以后，这个东西丧失了，现在处于一种“自由状态”，在经济发展中不好的东西就出来了。

　　大家意识到这个问题，想改革和推动国家新的意识形态的重建。我们的意识形态正逐步向普世的政治意识形态靠拢，比如我们先承认法制，又承认人权，领导层面上向自由、民主、法制、人权靠拢。但在政治上我们还是不承认西方价值。社会道德的意识形态的重建，有很多仁人志士在推动，首先有一种新儒家的兴起，蒋庆先生为代表。也有一些新左派，认为可以恢复毛泽东时代的道德价值观念，出现了不同的重建中国意识形态的努力。我觉得儒家文化和毛泽东时代道德都有一些可取之处。但是，不可能靠儒家和毛时代的道德来重建中国文化。

　　我们正处于这样一个路口，西方国家的政治意识形态，中国儒家的文化传统，还有毛泽东时代的道德遗产。这些东西来整合我们新的国家意识形态。中国经济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，中国以一个经济大国崛起以后，没有道德价值，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强国。就像一个泥巴可以塑成一个巨人，雪也可以成雪人，沙也可以搞一个雕塑，但是它没有支撑――精神的东西，不可能成为一个强国。

　　如何重建中国的国家意识形态，我认为在政治意识形态层面，应该公开承认我们接受自由、平等、人权、民主、宪政这样一些普世价值观念，作为政治改革的目标，回到人类共识价值。完全靠儒家文化，不是我们的出路。儒家文化应该具体分析，在政治意识形态方面的东西应该抛弃，但是社会层面上的一些道德意识形态是可以继承的。不要笼统讲儒家文化，靠它全面拯救今日中国，我觉得不太可能。道德层面也不是完全都好，包括男女主仆关系等，这是不好的东西。但是儒家文化确实有很好的东西，如对待人生和生活的态度，交友处世和为人的方法，学习、修炼自己和对家庭社会的责任精神等，都是无价的精神财富。这都可以继承。

　　毛泽东时代的道德观念，我认为并没有都过时，有利他主义，甚至有点牺牲精神。问题在于，他完全压制个人的自由、欲望，这是不好的。

　　我的观点基本上是这样，社会道德层面是把毛泽东的文化遗产和儒家的文化遗产结合起来。政治意识形态承认普世价值。

　　怎么做呢？我也在思考。一个社会道德的重建，政府的推动非常重要，民间也可以做。但政府带着经济的目的，复古、抢祖宗，这样好的东西也做坏了。政府推动道德建设，就像一个家长，更重要的是你的行为，一方面教育人民，另一方又贪污腐败，怎么行呢？政府政治清明才会建立好的道德。否则，提出来的道德标准再好也被人嘲笑。

　　中国成为一个强国，世界有一点恐慌。人家不知道你要干什么，你的政治价值观是什么，道德的约束力是什么？二次世界大战以后，有一个保证人权的标准，国际社会认同。你不讲这个标准，世界有点害怕。我们必须建立中国的国家意识形态，是世界都能理解的、有道德感染力的国家。

　　徐景安：

　　蔡定剑是一个法学专家，非常难得从中国的意识形态、从创建中国的文化提出了他一系列的见解。我觉得他有两个很有价值的观点：

　　第一，需要重塑国家意识形态。他在文中说：“21世纪初的中国，经济确实在迅速崛起。但是，在历史上儒家传统被废除而中断，今天毛泽东的道德价值体系实际上被放弃，而西方价值观又因政治原因受到抑制，举国上下在追求经济利益和物质享乐的大潮中失去了自我。”

　　“如果这个社会没有价值支撑，只有对财富的崇拜和对享乐的追求，社会不可能健康发展。中国社会当前出现的各种问题就是这一结果。”我很同意这个判断。当前学术界认为，中国的主要问题是利益调整与制度建设，但是利益怎么调整，制度如何建设？这就有一个价值理念、价值判断问题。今天，我们国家唯一的价值理念是发展第一，民众则是挣钱第一。虽然提出了一些很好的口号，如以人为本、和谐社会、科学发展观，但解释来解释去还是发展第一。体制内已没有了重塑国家意识形态的智慧与胆识，需要民间来提供。这就是我发起创建中国新文化论坛的本意。但有的认为这是知识分子的虚骄与狂妄，这样的事，是你能干的？当然，有可能干不了，但总的有人干。由体制外的人来讨论国家意识形态的重塑，没有了体制的约束，这是民间学者的优势，但由此也就可能“虚骄与狂妄”，别忘了中国是共产党领导的，重塑国家意识形态的前提是共产党能够接受。而许多学者就是不愿面对这个现实。所提出的主张只是他们的喜爱与偏好，既不顾共产党能不能接受，也不管广大民众尤其是年轻人能不能接受？他们寄希望于共产党后的中国，那就不属于我们的讨论之列。

　　第二，如何重塑国家意识形态。他认为，国家的意识形态有两个层面：一是政治层面的基本价值，一是公民社会层面的基本价值。这两个价值体系分别维系政治社会秩序和公民社会秩序。蔡教授指出中国古代以儒家道德取代政治价值，而中国共产党建立政权后，以党的政治信念取代社会道德价值。这个观点很有现实意义。我们至今不分政治与道德，既没有树立起真正的政治理念，只是一堆好听的口号；更没有树立真正的道德理念，又用政治口号代替道德。

　　蔡教授认为，在政治层面上，应该借鉴西方文明，将民主、法制、自由、人权、平等、公正等作为价值理念。在文化道德层面，应该继承儒家传统，即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等。在中国的学者中，主张西方文明的，往往将传统文化如死敌；主张传统文化的，往往将西方文明为垃圾。蔡教授对东西方文化的兼容态度与主张，对重塑国家意识形态，建设中国的新文化是有积极意义的。但是，他对两者怎么结合、如何兼容没有作进一步的分析。他所重塑的国家意识形态包括西方的和传统的，又加了毛泽东的。这样移植、叠加是否可行，值得我们进一步讨论。

　　作为国家意识形态，能够被大家所认同、追求，一定具有神圣性与正义性。西方人认为，人生而自由、天赋人权，把自由、民主、人权作为神圣、正义的事业来追求，而中国的传统文化里没有对自由、民主、人权的追求。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也没有对自由、民主、人权的追求。尽管我们国家逐步接受了民主、法治、人权这些口号，但没有真正接受这些理念。蔡教授说，要敢于承认西方价值观，可是它一直被作为资产阶级自由化，最近又掀起了对普世价值观的批判。连意识形态的合法性都没有解决，怎么敢移植？儒家道德的背后是中国古人对祖先的崇拜、对父母的敬畏。光宗耀祖是价值追求，不给父母丢脸是道德底线，靠这种理念支撑，要做好人，不做坏事。今天的中国人，尤其是年轻人还有对祖宗的崇拜、对父母的敬畏吗？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能简单搬来作为今天中国人的道德准则吗？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、大公无私，是与计划经济、公有制配套的，再加对毛泽东像神一样的敬畏。今天的中国人，尤其是年轻人还能恢复这样的信仰吗？

　　政府要发展，民众要赚钱，是当今中国最神圣、最正义的事业。要重塑国家意识形态、创建中国新文化，必须有比发展、赚钱更正义、神圣的事。基督教、伊斯兰教、佛教告诉你，来世上天堂，对人是有吸引力的。儒学倡导的光宗耀祖，孝敬父母，以及立德、立功、立言，曾是中国古人的神圣追求。解放全人类的共产主义作为崇高理想也激动过一代人。可今天大多数的中国人不信来世、不信祖宗、不信共产主义怎么办？所以，重塑国家意识形态、创建中国新文化，必须找到一个终极的理由，这就是人要追求幸福。宗教是追求来世幸福，共产主义、传统文化、西方文明是追求现世幸福。发展、赚钱，也只是在物质层面上对幸福的追求，是人幸福的一个条件，不是人幸福的全部，因此发展、赚钱，不是人的终极价值、终极目标。确立追求幸福的终极理念，就为重塑国家意识形态、创建中国新文化奠定了基础，就有了神圣性和正义性。凡是有利于人幸福的文化都应该继承，相反就应该抛弃。西方文明、传统文化、共产主义是人类追求幸福过程中创造的文化理念，其中都有值得继承的元素，我就提炼出来，表述为爱自己、爱他人、爱大家。所以，重塑国家意识形态一定是继承中创新，创新中继承，不能简单照搬、移植。

　　蔡定剑：

　　什么是国家意识形态？当然不是说希特勒的国家主义。国家意识形态就是社会主流的价值观，这是毫无疑问的。国家是有领土、人民、统治机构等等组成的。有没有国家意识形态？我讲一个故事，英国是一个不成文宪法的国家，他要改革，要搞一个宪法，已经在日程上，最高法院成立已经在议会上通过了。宪法要确立什么价值观，要搞一个全民调查，调查英国人的价值是什么，准备写到宪法里去。如果要写一个宪法的话，首先要有这个东西。他就搞一个全民公共参与的调查。他是制定宪法。尽管在我们看来在西方都是一样的，但是在人家看来还是有一个英国国家主流价值的东西。

　　是不是有一个国家主流价值的东西，就影响了多元化？建立主流价值的东西，是不是思想禁锢了？其他价值就不可以了，不是。主流价值是大家共同认可的东西，不是像我们过去强制的东西。我们把过去政府强制老百姓的东西作为主流价值，变成我们今天也要建立一个价值来强制民众接受，我们没有摆脱过去思维方式。美国在全世界推广它的价值观念，但影响多元文化没有？美国就是一个最多元化的国家。我觉得这个根本没有矛盾，我们思维有问题。

　　对文化道德，我不太主张创新和重建。一种主流的东西，是我们发现他。人民都是一个历史的人，他找到的这些东西，是一个价值的东西，是一个结晶的东西，不是一个完全很新的东西，不是创新。创新一定是有一个过程。西方文化不是动不动就创建，西方近代的法律价值观形成两个很重要的因素，一是文艺复兴，不是文艺创新。另一个叫恢复罗马法运动，是恢复，不是重建。现代文明是在一个深厚历史的基础上发现的，然后赋予它一个新的含义。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建立国家意识形态的科学态度和方法。我们过去过多的创新，我们应该用文艺复兴，恢复罗马法运动的这种态度建设我们的国家意识形态。

　　幸福是不是可以作为我们国家的意识形态？我觉得我们要区分一下价值层次，一个是哲学层面的价值，是终极的价值，真善美，包括信佛。我说的国家意识形态不是哲学层面，因为哲学层面上就没有国家了。这次我的报告，是在政治哲学领域，不是一个哲学的领域。国家意识形态，应该是在政治哲学里建的，而不是在哲学领域里建的。一个是政治文化，一个是道德文化，很重要的是政治文化，政治的主流价值观，是可以制度化，可操作的。国家意识形态是可以指导这个国家怎么来建立制度，政治制度、法律制度、社会制度的。如什么是公正，我们学法的知道，这个权利是可以通过制度来建立的，我们都知道法律的正当程序是很重要的法治原则，你有任何一个决策，你要涉及到相关人利益的时候，他们有权参与这个决策，这就是制度了。我们缺的是政治哲学层面指导我们建立政治制度、法律制度和社会制度的东西。比如说自由，政治哲学层面我们靠政府保护是不够的，根本的还是自我的保护。这样，我们的制度是建立有利于自我保护的制度。不是政府都来保护你。所以应有NGO，应该有自由组织的权利。我也承认幸福，我也承认真善美，这个东西很难指导建立具体的制度，我们现在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。政治制度下面有一些原则和具体的规则，我们社会就好调节。如果光讲一个幸福的话，很难辨认这个制度怎么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