秋风        文

提要：宪政的运转并不需要文化、价值本身是自由的或民主的。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错误以为，要建宪政制度，必先摧毁自己的传统文化，认为中国固有的文化、传统与现代的民主、科学不兼容，结果导致理性一路退后，政治趋向暴力化。

泰国红衫军连续大规模示威，导致东盟峰会无法正常召开，引来国内舆论的广泛关注。恰在此时，号称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之印度开始进行大选，舆论同样给予相当关注。

但其实，诸多发表评论的人士对这两国的情形，并无太多准确了解。比如，很多人感慨泰国的民主让民主丢尽了脸云云，这些人士可能不知道，泰国目前其实仍然处于宪政巩固时期，甚至又回到了转型期。泰国于1932年建立君主立宪制度，但保守派军人随即控制权力，此后一直是军人独裁的威权政制。一直到1992年，才算建立起文人政府，进入宪政巩固期。但军人又于2006年发动政变，打断这一进程。所以，泰国乱局的祸首不是民主，而是军人独裁。军人用非制度化手段解决政治问题，被军队剥夺权力的他信派也不能不同样诉诸制度外的街头政治手段。

相比之下，印度的宪政制度要成熟得多。印度自1947年独立，即建立了相对完善的宪政制度。这套制度已经运转六十多年，除了东巴基斯坦独立为孟加拉国之外，没有发生严重的宪政制度中断。因而，印度完全可以自豪地宣称自己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，也是发展中国家中民主运转得最成功的国家。

从泰国政治乱象到印度民主的正常运转，至少可以得到一个启示：宪政需要传统。

考察这两个国家，立刻发现两者有一共通处：两国社会都相当地传统，尤其是都有十分深厚的宗教传统。这一点反而成为两国建立宪政制度的优势。

现代国家的基本宪法原则是政教分离，不过，就像智者托克维尔所说，这绝不等于说，宗教就与政治无关了。事实上，宪政制度的建立与正常运转往往需要宗教的某种支持，广而言之，需要诸多传统制度的支持。宗教、家庭、各种社团等传统社会制度，均有助于宪政转型过程的稳定，也有利于宪政秩序的正常运转。

道理十分简单：宪政制度是一套微妙复杂、甚至有点脆弱的制度安排，需要以基本正常的社会秩序为基础。没有社会秩序之皮，宪政之毛又将焉附？而社会秩序必须依赖宗教、依赖传统道德、依赖传统的社会制度来维持，离开这些制度，社会就没有秩序可言。

更进一步，宪政的运转并不需要文化、价值本身是自由的或民主的。世界上恐怕也就没有自由的、民主的文化这回事。把这两个概念扯到一起，本身就是头脑不清醒的产物。宪政制度的建立和运转所需要的，只是经过时间筛选的正常的传统、正常的宗教、正常的道德、正常的社会组织。所谓正常，就是指他们并不显著于有悖于人们关于正义、关于幸福的理解。

印度是幸运的，它就是在这种传统社会结构的基础上，开始其建国大业的。在印度争取独立的领袖人物，不论是甘地，还是尼赫鲁，都具有伟大的人格，都是印度社会的“绅士”。尤其是伟大的甘地，全身浸透了印度的宗教精神。当年办过《观察》杂志的储安平曾预言，靠这种愚昧的宗教精神，印度人不可能实现独立。但印度就靠着这种精神独立了。而且，印度建国以来者设计了相当健全、为国家奠定长治久安基础、可以长期有效运转的宪制，其德性与明智可媲美于美国制宪者。

泰国的宪政制度虽然没有上正轨，但是，泰国宪政转型的历程还是比较平和的，至少，泰国没有发生过翻天覆地、血流成河的革命。即便是军人政变，也是相当温和的。转型过程的平和，恐怕是全民深厚的佛教精神有极大关系。我们可以设想，泰国的街头政治，放到没有宗教精神的国度，恐怕早就演变成不可收拾的暴力狂潮，进而引来同样血腥的军事镇压与军人独裁了。

作为中国人，看了当下泰国、印度的事件，不由欷嘘，尤其是在五四将要临近的时候。时下，各方都在张罗着纪念五四运动九十周年，顺便地，人们也对新文化运动大唱赞歌。但从泰国、印度的经验来看，再加上日本、韩国的经验，当然还有美国等国的经验，可以说，五四运动、新文化运动整个是一个错误，一个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损失的错误。

之所以这样说，是因为，新文化运动的前提就错得离谱：这场运动的领导人以为，中国当时正在进行的宪政转型之所以遭遇挫折，就是因为中国固有的文化、传统与现代的民主、科学不兼容，尤其是儒家——直到今天，还有人把中国落后的根源归于孔夫子。照此逻辑，中国要实现民主转型，建立宪政制度，就必须先摧毁自己的传统文化，尤其是要打倒孔家店，清除一切传统的思想、信念，塑造出一代新人。

然而，如此大全盘反传统，结果得到了什么？如余英时、张灏等先生所指出，是一浪高过一浪的思想激进化与政治激进化。新文化运动中的知识分子为在社会内部针对不同意见者、不同利益者大规模地使用暴力，提供历史的、伦理的论证。中国社会的基本价值因此而被颠倒：道德反而是虚伪，血腥反而是道德；高贵者最卑劣，粗鄙者反而最优美。

在这种颠倒了的价值支配下，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向着深渊一路狂奔：传统社会结构中的精英——绅士群体，被放肆地使用大规模暴力的群体刻意地消灭，中国社会、政治的领导权力一步一步地落入社会边缘人物手中。新文化运动还是大学教授们发号施令，到五四运动时就不灵了，国民革命是教授的学生们领导，后来，中小学生、大老粗也纷纷登场。于是，理性一路退后，政治伦理飞速堕落，政治趋向暴力化，以至于最终不可收拾。

那些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物及参与者，也成为他们自己所诱发的劣质化政治的牺牲品。黄苗子、冯亦代们的告密行径，正是他们的老师发动的全盘反传统运动的后遗症之一。

这样的新文化运动必然毁灭文化。二十世纪前半期真正的文化，普遍出自那些远离、甚至反对新文化运动的人士，如梁启超、王国维、陈寅恪、张君劢、萧公权、吴经熊、钱穆、牟宗三诸先生。世界就是如此奇妙：没有旧，又何来新？不尊重传统的人，怎么可能有未来？因为他连自己是什么、在哪儿都不知道。

今天那些忙着纪念五四的人、高调为新文化运动唱赞歌的人士，似有必要好好研究研究日本、韩国，研究研究今日的印度、泰国。传统与宪政相安无事，甚至相互支持。糊里糊涂地为持续了百年的一种迷信招魂，不仅看不明白世界，也看不明白中国。